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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哀帝即位后，依祖制册封王政君为太皇太后，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为皇太后。不过王政君漏算了一个人，当年后宫的对手傅瑶不仅活着，野心也未泯灭。

傅瑶的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孙子提升自己的身份，上太后尊号。

但是依祖制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傅瑶既不是汉元帝的嫡妻，也不是汉成帝的嫡母。不过汉哀帝和傅瑶找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追封汉哀帝的父亲 – 定陶王刘康。

汉哀帝以“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和“父亲身份不能低于儿子”为由，不顾朝廷反对，强行下诏追封刘康为“恭皇”。这样傅瑶就以恭皇生母的身份被册封为“恭皇太后”，恭皇的妻子丁姬（汉哀帝生母）被册封为“恭皇后”。

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汉哀帝又进一步尊傅瑶为“帝太太后”（后又改称“皇太太后”），丁姬为“帝太后”。就这样千年不见的奇观出现了，四位太后同朝称尊。汉哀帝也给四个太后规定了新称呼，王政君叫“长信宫”，赵飞燕叫“中宫”，傅瑶叫“永信宫”，丁姬叫“中安宫”。

注：“帝太太后”和“帝太后”是汉哀帝为了不复用“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尊号，搞得变体称谓。汉哀帝之后，“帝太太后”就再未被使用，“帝太后”在南北朝时期还被多次使用过。

有了新的身份和尊号，傅太后就开始了她的重头戏 -- 夺权干政。

“外戚乱政”可谓是两汉摆脱不掉的顽疾，不少人也纳闷，为什么汉朝的皇帝们不吸取教训反复授权于外戚呢？其实不是皇帝们看不到外戚的危害，而是皇帝们不得不这么做，或者说皇帝们在“两害取其轻”。

秦汉时期虽然皇帝集权制度已经确立，但是皇帝的权力别说和明清两朝比，和两宋都还有很大的差距。落后的制度和管理模式，让皇权难以涉足地方。皇帝只能通过分封和放权地方大族，来统御庞大的皇朝。

这些世家大族不仅经营地方，在朝堂也常常占据要职。对于皇帝而言，很多时候他们不是“臣子”而是“对手”。两汉内政史的一大看点，就是皇帝和世家豪族的各种斗争。

为了维护、保障自己的皇权，皇帝们不但不敢和他们更进一步合作，还要拉拢“伙伴”来抗衡这些“臣子”。受社会发展的限制，可供两汉皇帝选择伙伴的范围并不广，只有皇族和外戚。

从得权后的危害来说，更“亲近”皇位的皇族显然更大。所以皇帝们不得不仰仗外戚来保障权力、统御皇朝。因此不仅傅太后要夺王政君的权，汉哀帝为了自己考量，也希望更亲近自己的傅氏能替代王氏支撑皇权。

在后宫，傅太后与王政君争锋相对并嘲讽其为“老妪”，处处打压王政君的威信。在外朝，傅氏也在汉哀帝的支持下，排挤王氏家族的势力。因失去皇权的支持，王氏很快就在内外廷双线败退。

为防灭族之祸，王政君不得不放弃对抗。她让侄子大司马王莽主动提出“乞骸骨”（退休回家），变相承认傅氏掌权。这原本是常规的外戚此消彼长，但是汉哀帝也给王氏“制造”了机会，年龄小四十六岁的汉哀帝不仅没活过王政君，还未留下子嗣。

太皇太后闻帝崩，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箱，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驰召莽。

《资治通鉴·卷三十五》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王政君利用自己“历四朝”的超然地位，从汉哀帝宠臣大司马董贤手中强夺传国玉玺。然后王政君以“问国丧”召见董贤，逼迫董贤同意召王莽入朝。

王莽还朝后，很快就助王政君逼死了董贤、皇太后赵飞燕和汉哀帝的傅皇后（傅瑶的侄女），剥夺了傅瑶和丁姬的太后尊号（分别贬为陶恭王姬、姬）。

随后王政君昭告天下封汉元帝刘奭之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年仅九岁的刘衎为帝（汉平帝），并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除此之外王政君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坚决不给刘衎的母亲卫姬和祖母冯媛上尊号。

王政君的这一套“组合拳”非常漂亮，不仅迅速夺回了之前丢失的权柄，还将权势进一步扩大。不过王政君没意识到，虽然她无意篡权代汉，但这些操作对汉平帝和大汉来说是致命的。

王莽除了极具政治手腕，还极具表演天赋。迷惑朝堂上下，也迷惑了王政君。不仅人人都视他为大汉忠臣，王政君也主动放权与他。更重要的是王政君之前的举措，将皇帝变成了光杆司令和傀儡，皇权丧失了对抗外朝和外戚的能力。

权力的天平就此失去平衡，开始不断的向王莽倾斜。元始五年（公元6年），年仅16岁的汉平帝“英年早逝”，大汉开始出现“汉公莽当为皇帝”之类的天命祥瑞。三年后自觉羽翼丰满的王莽，重演王政君当年故事，派人向王政君强索传国玉玺。

自知犯下弥天大祸的王政君，除了大哭，唯有掷传国玺以泄不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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