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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站遗址发掘区正射影像图 （央广网发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下站遗址出土器物 （央广网发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祭祀坑是下站遗址最主要的遗迹，依形制不同可分为三类：

1、平行排列的南北向长条形祭祀坑，长约100米，宽约0.5-0.6米。坑内主要埋藏牛，皆头向北，排列紧密，摆放较有序。在牛之下，每隔一段距离还埋藏一只羊。

长条形祭祀坑 （央广网发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2、南北向窄长形祭祀坑，形制与长条形祭祀坑相近，唯长度较短，约4-6米。坑内埋藏牛、羊，牛一般为3-4头，羊则多被压于牛之下。

上述俩类祭祀坑并不见于血池遗址、吴山遗址。

窄长形祭祀坑 （央广网发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3、东西向长方形祭祀坑，按照牺牲种类不同可分为三类。马坑，坑底摆放4匹马；牛坑，坑底摆放4头牛；羊坑，坑底摆放4只羊，少数羊坑填土中出土玉圭，坑底摆放铁臿。

长方形祭祀坑（马坑）（央广网发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下站遗址出土遗物主要发现于房屋、灰坑填土中，年代主要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其中，较重要的有玉人、玉璧、玉璋、玉圭残件，以及“密”字陶文陶片、半两钱、五铢钱、铁臿等（图六）。祭祀坑中除发现玉圭外，还出土玉节、玉环（残）等玉器。

下站遗址出土器物 （央广网发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下站遗址的祭祀坑数量庞大、内涵丰富，祭祀坑类型与祭祀遗物，与血池遗址、吴山遗址具有较多共性，表明下站遗址与血池、吴山遗址性质相同，皆为畤祭祀遗存。

据《史记》记载渭河南岸仅有一处畤，即秦宣公四年所设密畤。下站遗址正位于渭河以南，遗址出土“密”字陶文进一步明确了此处即是密畤。

下站遗址进一步的工作将围绕两方面开展。一是在砖瓦堆积区域，寻找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遗存，揭露秦汉祭祀遗址的整体布局与内涵。二是以下站遗址丰富的祭祀遗存为基础，建立秦汉祭祀遗址的分期年代标尺。

北城村墓葬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独立墓园。

北城村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自贸大道以东、北杜大街以北，北杜北街以南的原北杜街道北城村（原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办北城村）村址。墓地所处区域即位于洪渎原中心区（北周时称石安原）。

墓地南距汉哀帝义陵8.2公里，东南距汉长安城21公里，所在区域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有集中分布，如西南1.8公里的唐上官昭容氏墓，东南约4.5公里的北周静陵等。

发掘区正射影像图（央广网发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2021年4月为配合空港自贸区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项目进行考古发掘。该墓地为2021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配合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自贸区建设进行的基建考古工作中发现。

自2021年至今已发掘围沟1处，围沟内墓葬285座。

围沟平面呈曲尺形，除位于现有市政道路之下，东北侧早年已被破坏外，东南、北及西侧保存完好。围沟开口于二层下，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开口部最宽2.4米，底宽1.1米。

围沟内已发掘墓葬285座。这些墓葬规划有序，排列整齐。墓道均为东向。东北部38座十六国墓葬呈四列分布，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洞室墓。墓道均有二或三级台阶。已发掘的22座墓葬除一座为单室外余均为前后室，六座墓的墓室还有侧室。10座墓为单人或二人的仰身直肢葬，1座有3人，1座为4人。出土有陶人物俑、陶骑马俑、陶牛车、陶九盘连枝灯、陶灶等器物。在M452墓室内发现有土雕仿木建筑造型，为十六国墓葬中所罕见。

在十六国墓的南侧及西侧，等距离布置五列101座北魏至西魏墓葬。墓葬形制基本为长斜坡墓道单室洞室墓，仅有1座为砖室洞室墓。15座墓的墓室有不规则的侧室用以放置尸骨，12座墓葬墓室内有明显的南北横向生土棺床，1座有纵向棺床，3座为不规则形棺床。墓室内尸骨摆放均较为凌乱，应该是迁葬而来。多数为单人葬或两人合葬，27例为葬三人及以上的合葬情况。墓葬几乎不见随葬品，仅个别墓葬出土陶罐、陶模型榻等，其中M325出土有北魏“太和十三年”纪年墓志砖，M135出土有西魏“大统十五年”纪年墓志砖。

出土文物 （央广网发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围沟内西侧，呈4列116座墓有序排列，在东北部围沟内侧边缘及十六国墓葬与北魏墓葬分布空白区也有分布有30座。墓葬形制有斜坡墓道洞室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发现人骨的墓葬中单人葬有36座，葬2人的39座，3人及三人以上17座，合葬墓，均表现出迁葬的特点。45座墓室内有生土棺床，其中横向26座，单侧9座，双侧及不规则的10座。出土随葬品较少，主要有陶壶、陶盏及铜钱为主，也有一些铜带钩、环及铁器等。

同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出土人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碳氮同位素、锶同位素、古DNA学、人骨埋藏环境、测年等相关科技分析，以期获取更多的数据，为进一步判断墓地的性质、解读墓地内涵等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依据。

综合现有考古发现与学术认识，北城村墓地是一处具有完整兆沟、兆沟内墓葬规划布局有序的大型部族墓地，其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特别是东北部东西向呈四排分布的38座十六国墓葬，是近年来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最集中的一次发现。

出土典型陶器 （央广网发 陕西省文物局供图）

该墓地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处独立墓园。它上承战国秦以来的独立陵园制度，下启十六国北朝隋唐盛行之家族墓地制度，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该墓地墓葬在朝向、间距、深度甚至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相似性，表明了该墓地埋葬人群结构的单纯，是研究当时社会基层组织运行模式的全新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该墓地各时段墓葬均为东向，与同区域已发掘的十六国北朝隋唐墓葬南向的特征判然有别，且从十六国初年到唐贞观年间三百余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延用，具有强烈的独特性与稳定性，而墓地内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则逐渐产生变化，反映出该墓地所葬人群在丧葬习俗上即顽强的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又不断学习吸收中原汉文化的趋势，反映了十六国北朝时期迁徙到关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的进程。

北城村墓地的发掘，对探索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等相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十六国北朝隋唐三百年时段内北方复杂历史背景下长安地区的人群构成、文化融合和少数民族汉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作用，也是从考古学视角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的绝佳范例。